东北或将率先全面放开生育从2万条历史数据看什么样的家庭愿意多生孩子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日前公布了对全国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的答复，表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探索全面放开人口生育。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自1970年至今，我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简称“生育率”）呈现快速下降趋势，进入21世纪后，甚至已经徘徊在国际的1.5超低生育警戒线年底逐渐放开二孩政策以来，生育率略有回升，在2018年达到了1.69。但这两年又开始出现下滑趋势，根据数据，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机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而前一年同口径数据为1179万。尽管新生儿登记户籍数并不等于出生人口，但这条消息依然引发了议论。
从国家卫健委最新的回复看，一些地区将先行全面放开生育。问题是，一方面需要政策放开，一方面也需要家庭有意愿。
那么，什么样的家庭会愿意生育多个子女？不妨从历史数据中找找答案。通过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20608条数据，我们剖析了中国多子家庭（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在二孩政策调整前后的一些特征变化。
在31个省市中，福建和广东的实际生育子女平均个数（每户家庭）、生育子女意愿以及想要生育男孩的意愿均在前列。其中，福建省平均每户家庭的生育孩子数量为1.82，广东则为1.70，高于全国平均值1.34；福建和广东的生育意愿数分别为2.44和2.49，想要男孩的数量分别为1.42和1.38，均居于全国前列。
福建省农村的生子意愿（2.48）略强于城市（2.39），而广东的城乡差异更大，农村的生子意愿为2.82，城市仅为2.25。
与广东福建形成对照的是，平均每户家庭的实际生育子女个数、生育意愿都位于全国末尾。平均每户家庭的生育个数为1.01，生育意愿为1.76，且城乡之间的差异不明显。在，人们对于生男孩并没有多大的热忱，平均仅希望生育0.9个男孩。
而江苏位于这两者之间，生育子女的平均意愿水平为1.84，和其他省份不同的是，江苏省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水平总体居然是低于城市地区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这三个地方的生育倾向具有代表性：文化、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可能都在影响生育率。广东和福建生育男孩的族文化推动了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的双双走高，而相关个案与研究资料均表明，经济因素是女性生育意愿的重要考量因素。至于江苏农村的低生育意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李婷认为与严格的一胎政策相关，“生育偏好会有一个代际的传递性，即便二胎政策，年轻人也可能会更倾向于生育一子。”
但并不是“越有钱越能生”，在放开二孩政策后生育的家庭（后政策一代）中，收入越高的家庭，生育孩子的个数反而越少，独生子女家庭的总收入最高。但是放开政策前生育的家庭（前政策一代）中，生育2个孩子的家庭总收入最高。
有趣的是，在放开二孩政策之前生育的人中，经营性收入和生育个数有关。比如，个体户家庭的收入增加之后，生育孩子的个数也相应增加了。生育4个孩子的家庭总收入虽然较低，但是经营性收入的占比是最高的。
在前政策一代中，生育孩子的数量越多，家庭的平均住房面积就越大。但在后政策一代中，生育2个孩子的家庭平均住房面积最大。原因并不复杂，其实就看农村家庭的占比。在后政瑜伽女教练让人流鼻血策一代中，二孩家庭农村户籍的占比提高了，就提升了该类型家庭的平均住房面积。
李婷认为，不论国内外、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如何，经济收入与生育子女数量普遍呈现“U”型关系，即最贫困的人群与最富裕的人群均倾向于生育更多的子女，而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则处于生育率“U”型的底部。
女性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生育责任，学者於嘉、谢宇的研究表明，生育对我国女性工资率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每生育一个子女会造成女性工资率下降约7%，且这一负面影响随着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变大。
在前政策一代的多子家庭中，企事业单位（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国企雇员的TGI指数（代表生育多子的倾向）均在75以下，意味着多子家庭中该类雇员的占比远低于其在总人口结构中的占比；而私有企业及外资（含港澳台）企业雇员的TGI指数分别达到113与142，说明相比于体制内的女性，私企及外企的女性更倾向于生育多个孩子。
到了后政策一代，企事业单位雇员的TGI指数（代表生育多子的倾向）虽仍低于100，但逐渐提升；相应地，私有及外资（含港澳台）企业雇员的TGI指数（代表生育多子的倾向）虽然仍为最高，但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说明相比于前政策一代，后政策一代的体制内女性生育多子倾向上升，而私企及外企女性职工生育多子倾向则出现下滑。
在前政策一代的多子家庭中，学历平均线以下（初中及以下）的女性学历越高，生育多子的倾向反而越高；学历平均线以上（初中以上）的女性学历越高，生育多子的倾向越低。数据显示，在前政策一代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TGI指数（代表生育多子的倾向）在96-110之间，其中初中学历的生育倾向最高。而初中学历是前政策一代总样本中占比最高（39%）的群体，是人口生育的主力军。
值得注意的是，后政策一代整体受教育程度上升（体现为初中以下学历占比降低约10个百分点，同时高学历人口占比提升），且本科学历生育多子倾向相比政策前一代明显升高，不过，文盲及半文盲的生育多子偏好度飙升幅度最大。
我们推测，这与国家对低收入群体的福利保障制度在近20年来大幅提升有关，包括低保制度、农村大病保障和贫困学生补助计划等，福利政策对于低收入、低学历家庭的政策利好，助推了该群体生育率的提高。
我们绘制了生育政策调整前后两代多子家庭的画像。相比于前政策一代，后政策一代家庭住房面积缩水近一半，体制内就业比例提高了约4%，母亲学历为高中以上的占比有了大幅提高，这可能意味着更多非农村家庭加入多子家庭。但从平均年收入角度看，后政策一代家庭相比于前政策一代家庭低了约13000元。大致可以看出，二孩政策后，低收入群体、体制内人员、非农村家庭的生育都有所提升，但可能对城市非体制内的中等收入家庭生育意愿促进不大。
回到文章开头，从调查来看，我国家庭意愿生育子女数与实际生育率之间还存在相当的差距，这表明当前的低生育率现状并非不可。但从二孩政策调整后的结果来看，提升生育率，需要的不仅仅是“三胎”，还需要切实的一系列保障措施，如提升家庭的收入保障，降低女性职工的因生育产生的失业风险等，尤其对于城市的中产家庭来说，如何提升他们的生育意愿，是个复杂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