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耀疆 等 朝向高等级：中国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知识演进及贡献
投资儿童早期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我国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重视0—3岁儿童早期发展，该领域的发展经历了萌芽、奠基、扩展、制以及调整与创新五个阶段。自2010年以来，我国借鉴国际有效经验，开展了多种策略的探索与实践，提供了一些实践来推动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进步。项目团队从2012年开始着眼于影响儿童早期发展的两个关键因素——营养和养育，在我国农村地区对5000名0—3岁婴幼儿及其家庭进行不同类型和模式的随机干预实验研究。通过梳理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知识发现过程，评估相关研究对儿童和家庭的影响，可总结出由不同主体实施的营养干预和养育干预的模式与操作方案，并形成具体的操作手册。这些基于高等级的研究不仅为我国的儿童早期发展模式提供了高质量的，也为国际社会探索和总结儿童早期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方案。我国制定并推广儿童早期发展干预计划，确保不同地域和经济背景的家庭获得适宜的营养和养育干预支持。同时，加强跨部门协作与资源整合，共同推动儿童早期发展事业。
史耀疆，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二级教授，博导，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111计划引智”负责人。主持100余项人力资本培育相关行动研究项目。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200余篇；提交政策36份。
岳爱，通信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导，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主持和参与40多项关于农村教育与发展的行动研究项目。
在过去的几十年内，投资儿童早期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将“到2030年，所有男女童均享有优质儿童早期发展、保育和学前教育服务，从而为初等教育做好准备”列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具体目标（Fund, 2015）。世界银行在多个国家推进儿童早期发展以提高代际经济流动性（Narayan et al., 2018）。作为一家世界顶尖的经济学智库，丹麦的哥本哈根共识中心旨在为解决世界范围内面临的严峻挑战提供解决方案，以支持政策的制定和干预的实施。哥本哈根共识中心强调，为儿童特别是学龄前儿童补充微量元素，是解决全球性严峻问题最具成本效益的措施（Lomborg, 2004；Lomborg, 2009; Lomborg, 2012）。2007年，该中心在圣何塞会议上将投资儿童早期发展作为拉丁美洲解决贫困和不平等的首要方案（Lomborg, 2010）。
投资儿童早期发展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儿童早期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期和期，对儿童早期发展的投资可以获得比其他时期更高的回报率（Knudsen et al., 2006; Cunha & Heckman, 2007）。研究表明，生命最初1000天是大脑可塑性最强的时期，是多数能力（听觉、视觉、语言和认知等）的最佳发育期（Walker et al., 2007; Black et al., 2013），投资回报率超过1∶17，投资回报率最高（Heckman et al., 2006; Heckman et al., 2008）。
其次，儿童早期发展影响个体的未来和社会的整体福利。早期缺乏营养和促进发展的刺激，或受到不良冲击，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将会严重受损，成年后的工作机会、收入与健康都会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劣势甚至会传递给后代（Almond & Currie, 2011; Brito & Noble, 2014; Richter et al, 2019）。反之，接受过早期发展干预的儿童，成年后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更高（Gertler et al., 2014; Gertler et al., 2021），并可能产生代际收益。接受早期发展项目的儿童在长大后会为子女提供更好的养育，子女更有可能找到工作、完成学业和从未，健康状况也会更好（Rossin-Slater & Wüst, 2020; García et al., 2023），这将会更好促进社会公平，为社会创造更多税收和节约更多成本，从而减少贫困延续（Grantham-McGregor & Walker, 2015）。
全球范围内，儿童早期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有2.19亿（39%）5岁以下儿童面临发展潜力受限的风险，从而导致成年年收入下降19.8%（Grantham-McGregor et al., 2007; Black et al., 2017）。全球约有31%的儿童缺乏适当家庭刺激，影响了他们的认知和社会情感发展（Lu et al., 2020; Cuartas et al., 2023）。由于极端贫困和缺乏适当的家庭刺激，来自高收入国家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同样面临着发育迟缓的问题（Lu et al., 2020）。除此之外，在高收入国家，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的影响已经扩展到儿童保育方面，这意味着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难以获得优质的家庭外养育照护（Flood et al., 2022），这些儿童可能同样面临无法实现发展潜力的风险。
面对这些挑战，许多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1965年起，美国实施“开端计划”，为低收入家庭0—5岁儿童提供教育、健康营养、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的帮助，旨在增进家庭关系的稳定性，最终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Barr & Gibbs, 2022）。1995年美国创立的“早期开端计划”，通过为低收入家庭的0—3岁婴幼儿提供早期、持续、密集和全面的儿童发展和家庭支持服务，显著促进了婴幼儿认知、语言和社会情感能力发展，也改善了这些家庭中父母的养育实践（Love et al., 2005）。“北卡罗莱纳州启蒙项目”和“佩里学前项目”同样对弱势儿童产生了长期影响，其中“佩里学前项目”的影响能够持续到54岁，甚至产生代际效益（Heckman, 2007; García et al., 2023）。巴西自1988年起出台了一系列儿童早期发展法律，并先后启动了“PIM（Primeira Inncia Melhor）”和“快乐儿童（Programme Crianca Feliz）”项目，推动了数百万儿童的早期发展（奥斯马尔·特拉等, 2019）。牙买加、秘鲁、哥伦比亚等国家的入户项目显著改善了弱势儿童的发育迟缓现象（诺伯特·斯查迪等, 2019）。土耳其、乌干达、罗马尼亚等国也在儿童早期发展方面开展了诸多有益的探索（Zeanah et al., 2003; Nelson III et al., 2007; Windsor et al., 2007; Aboud et al., 2015）。
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和社会组织在儿童早期发展方面进行了多种探索。层面，自21世纪以来我国发布了一系列指导性的政策文件，强调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性。2010年，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强调发展0—3岁婴幼儿教育。2012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试点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并在14个地区开展试点。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幼有所育”，并将其纳入民生保障。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建立健全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提升照护服务水平，满足群众需求。
中国很早便开始重视0—3岁儿童早期发展，经历了萌芽、奠基、扩展、制及调整与创新五个阶段，每阶段均有独特特征（见表1）。
20世纪初，康有为借鉴儿童公育，在《大同书》中儿童公育，提倡孕妇入院胎教、婴幼儿到育婴院养育直至3岁，且提出设女保、设医生（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1989）。随后，“洋务派”代表张之洞等人在武昌创立首所公立儿童早期发展机构，采用日本模式，制定《奏定学堂章程》（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1989），这标志着我国儿童早期发展事业的萌芽。
进入20世纪初期，儿童早期发展进入奠基期，儿童早期教育体系制建设加速推进，学制和课程标准初步建立。以蔡元培、恽代英、陶行知、陈鹤琴等人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借鉴国外的儿童早期发展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探索本土化的儿童早期发展径，提倡教育，要求尊重儿童，充分发展儿童的才能（高平叔，1980）。同时，大力推行胎教院、乳儿院、蒙养园等学前养育机构，强调美育和尊重儿童（高平叔，1984）。同一时期，实验性教育机构如南京鼓楼幼稚园的建立，为儿童早期发展提供了实践平台，推动了教育实验和研究的发展（唐淑、钟韶华，1999）。陶行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为农村儿童早期发展探（唐淑、冯晓霞，2003）。在这一时期，一些教育实践者开始进行幼儿师范教育的中国化探索，逐步开始建立幼稚园课程标准，继而进行课程开发，了幼儿教育制、规范化发展的阶段（唐淑、钟韶华，1999）。
在儿童早期发展的扩展阶段，托幼机构的数量和类型不断增加，形成了“保教并重”的管理制度。托儿所、寄宿保育院等机构在解放妇女生产力和帮助抚育后代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开始逐渐深入广大劳动人民群体（唐淑、钟韶华，1999）。1934年，中央人民内务委员部颁布的《托儿所组织条例》（下称“条例”），推动了全国托儿所的发展（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1989）。在《条例》的指导下，各地要求重视儿童的营养健康，重视培训保育员（唐淑、钟韶华，1999）。同时，儿童早期教育的形式更加多元化和灵活化。
1949年后，我国的儿童早期发展建设进入制阶段。根据国情，开始探索集体托幼制度，并积极学习苏联的早期教育思想。此外，宋庆龄领导的中福会利用科学的手段发展儿童研究，推动了儿童早期发展研究的科学化。后，国家更加重视0—3岁托儿所发展。1989年，国家和企业提供的公共化托育服务机构占到我国全部托育机构的90%以上，1992年全国托儿所有10628所（中华人民国国家统计局，1993）。
1990年后，我国的儿童早期发展由制阶段转向调整与创新阶段。随着国有企业和单位制解体，照护责任逐步回归家庭。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驱动下，儿童早期发展服务模式逐渐多元化。这一阶段，市场化背景下早教机构迅速发展，1998年第一家早教机构红黄蓝亲子园在成立，此后，早教市场在一线、二线城市扩展迅速，一线余家早教中心，在、上海甚至超过百家（中央门户网站，2011）。但从全行业来看，早教产业缺乏管理规范，存在教学水平参差不齐、收费标准千差万别的情况。
最初，儿童早期发展研究多集中在心理学、医学、神经科学、教育学等学科，主要通过观察和描述记录儿童的行为发展。随着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加入，研究方法转变为更加严谨的定性研究和基于数据的定量研究。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引入随机干预实验方法，提出科学、严谨、有力的结论，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促进。
中国儿童早期发展经历了从“舶来品”到“本土化”、从“模仿”到“创造”的。萌芽期和奠基期强调尊重儿童和解放儿童，强调实现“现代化”。扩展期和制时期，注重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推动“民族化”和“大众化”。调整与创新时期，大量科学研究推动儿童早期发展的“科学化”。在每个阶段，理论研究、具体实践、国家政策、社会需求和国际经验共同推动了中国儿童早期发展事业的前进，也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早期教育体系。
2013年4月项目团队基于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性及相关文献，联合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一起探讨我国儿童早期发展的方向问题。首先，项目团队希望通过查阅文献了解城市和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现状。部分学者在城市地区开展了一些关于儿童早期发展现状测评的研究，发现城市婴幼儿认知发展滞后风险比例为10%左右（谢松敏等，2006；孙晓勉等，1996；石淑华等，2001）。与城市儿童相比，农村地区儿童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例如，徐曼等（2009）以陕西经济发展形势较好的关中农村地区的婴幼儿为对象开展研究，发现婴幼儿的认知和运动滞后风险比例分别为24.8%和22.3%。然而，没有更多的研究明确指出我国农村低收入地区0—3岁儿童发展的现状。因此，项目团队在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开展了研究，以了解低收入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现状，并探索可行的干预模式。
项目团队使用随机干预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评估干预的效果。随机干预实验方法起源于医学领域，用以验证治疗方法的有效性，现已应用到如农业经济、教育及公共政策等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中。该方法能够通过随机分配消除选择性偏误，进而将干预组与对照组间结果的差异完全归因于干预，最终得到最接近项目“净影响”效果的无偏估计值（Duflo, 2006; Jones & Podolsky, 2015）。结合链分析，随机干预实验不仅可以确立关系，还可以政策或项目成败的机制，从而为后续优化设计与决策提供依据（秀，2013）。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首先，在样本省确定了三个市，将三个市中2012年国定贫困县作为样本框，从2012年11个国定贫困县中选择所有的乡镇（共174个）。其次，选取样本村。2013年4月，使用编制的村名单数据，从每个乡镇中随机选择了2个村庄，为了满足统计功效，也随机抽取了备选村，共351个村。最后，在每一个村庄从计生专干处获得所有过去12个月新出生的人口名单，将所有6—11月龄的婴幼儿作为本研究的调研样本。2013年10月，我们再次从相同的样本村招募了第二批6—11月龄的婴幼儿。最终，基线名婴幼儿及其家庭。
项目团队随机将351个村分成干预组和对照组。使用基线收集的个人特征变量和结果变量检验分配的平衡性，确保两组统计上无显著差异。对照组的儿童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干预活动。234个村被分配到干预组，干预组的儿童接受免费的营养包项目干预。项目团队使用WHO推荐的治疗缺铁性贫血的营养补充物（WHO, 2011），每天一袋营养包，其中含有铁（6毫克）、锌、维生素A、维生素C、维生素D等。
项目团队从2013年4月完成基线调研后，开始给干预组儿童的父母提供贫血相关知识的简单培训。同时给干预组的6—11月龄婴幼儿免费发放每天服用一次的营养包。项目团队每6个月对样本儿童进行一次调研，持续追踪这些孩子成长到30—36月龄。
在问卷和量表的选择上，项目团队通过文献回顾法和专家咨询法选取了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测量工具。在测量儿童的发展情况时，主要使用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和年龄与发育进程：社交情绪问卷。在测量家庭养育和照养人养育行为时，使用婴幼儿发展知识量表、家庭养育调查、抑郁－焦虑－压力量表、教养行为和家庭适应性量表等量表。项目团队参考美国疾控中心使用的相关问卷，结合中国国情和调研目标设计了家长问卷，涵盖了婴幼儿信息（如性别、月龄、是否有兄弟姐妹等）和照养人信息（如年龄、受教育程度、自评身体健康状况等）。上述问卷均进行了本土化，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其次，在实地调研前，招募了具有教育学、心理学或经济学相关教育背景的调研员，其中许多人在该领域已经有丰富的调研经验。调研员分为贝利员、问卷员和质控员。项目团队根据实际调研需求对调研员进行3—7天的专业培训，确保他们熟练掌握测量标准和询问技巧。培训结束后，进行为期2—7天的预调研，通过实地实践提升调研员有效采集数据的能力。
第三，在实地调研中，调研员在当地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逐户进行入户调研。首先，在样本儿童的照养人确认了知情同意书后，由专业的完成婴幼儿的血红蛋白以及身高体重测量。然后，问卷员与儿童的第一照养人进行一对一结构式，贝利员使用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对照养人陪同下的样本儿童进行标准化测试。在调研过程中，调研员按照培训要求准确表述问卷信息，尽可能帮助被访者理解问题，但不干预或引导受访者回答特定答案（图1）。
第四，完成问卷调查后，每份问卷都要经历“四次检查”流程：检查、调研员之间交叉检查、调研队长检查和质控员核查。这四次检查确保了调研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实地调研结束后，对所有问卷进行整理汇总，再由项目团队主要进行一次彻底检查，确保无误之后交由问卷录入公司，采用双录双核的方式录入数据。最后，遵循国际数据处理规范，使用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清理与分析。
第一，样本地区儿童存在营养不良风险。研究显示，样本地区6—12月龄儿童体格发育基本正常，但贫血比例高达49%，12—18月龄为35%，18—24月龄为22%。贫血率随年龄增长逐步降低，贫血的分布具有年龄特点，以往研究也表明6—12月龄组贫血率高于其他高月龄组别（常素英等，2007；刘爽等，2014；刘静等，2021；黄永玲等，2020），并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别。在江西省赣州市、贵州黔南地区6—23月龄婴幼儿中患缺铁性贫血率为47.59—53.9%（丁小婷等，2016；于春燕等，2018）。山西、云南、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农村地区婴幼儿贫血率为25.2—32.1%（刘爽等，2014；黄永玲等，2020；李辉霞等，2022）。
第二，样本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面临挑战。6—12月龄儿童存在认知或运动发育滞后和迟缓的比例分别为40%和17%。24—30月龄儿童的运动能力发展平均分增长为102分（正常儿童为100分），已趋于正常。但是到24—30月龄，认知平均分仅为81分（正常儿童为100分），认知发展滞后风险比例增加58%和33%。云南、等地的0—3岁婴幼儿认知滞后风险的比例高达48.7%（Luo et al., 2014）。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研究发现（夏秀兰等，2009；Wei et al., 2015）。相比之下，城市地区儿童的认知发展情况明显优于农村地区儿童（徐姗姗等，2011；蒋新液等，2013）。
第三，照养人的科学喂养知识不足，辅食添加情况有待改善。52%的家长不知道母乳是6—12月龄儿童的主要食物和膳食营养来源。研究人员对西部低收入农村地区24月龄及以下婴幼儿及其母亲的调研显示，纯母乳喂养的知晓率从2014年的25.3%提升至2019年的31.36%，但这一比例仍明显偏低（杜艳等，2020）。在喂养行为方面，12%的儿童从未接受过母乳喂养，而62%的家庭未能6个月的纯母乳喂养。更为严重的是，有47%的家长不知道正确添加辅食的时间，仅有32.93%的婴幼儿满6月龄开始添加辅食（刘红艳等，2019）。此外还发现，在辅食添加时间、辅食多样性和最小进餐频率方面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比例分别为40%、48%和43%。既往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发现，西部农村6月龄以上儿童足量添加蛋、肉的比例分别仅为41.2%和36.2%（曾令霞，2003），在河南省部分低收入农村地区，最小膳食种类、最低膳食频次、最低可接受膳食的不合格率分别为40.3%、35.6%和63. 0%（兵等，2021）。
第四，样本地区婴幼儿主要照养人的养育知识和行为存在挑战。调研结果显示，隔代抚养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上升，从6—12月龄的20%到24—30月龄的60%。大多数隔代抚养的照养人仅关注儿童的基本生理需求（如是否吃饱穿暖不生病），对儿童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部分家长采用了不正确的养育方式（比如儿童的手脚等）。此外，超过90%的家长表示不知道如何和儿童玩亲子游戏活动以促进其能力发展；在调研前一天没有给儿童读故事书、唱歌和一起玩游戏的家长比例分别高达88%、63%和61%。
第五，为0—3岁婴幼儿开展的营养包补充干预项目，6个月后显著地提高了12—17月龄婴幼儿的血红蛋白浓度，但是一年或者一年半后没产生显著的影响。干预对6个月后婴幼儿的认知分数有显著提高，但是干预对12个月后和18个月后婴幼儿认知发育没有产生持续的影响。研究结果与哥伦比亚、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的类似研究一致，发现贫血干预效果随时间推移减弱（Jack et al., 2012; Soofi et al., 2022）。虽然难以确定干预效果削弱的原因，但结果中发现对照组婴幼儿贫血率下降可能是原因之一（Andrew et al, 2016; O. P. Attanasio et al., 2014）。加纳的研究也表明，营养干预不仅显著改善儿童贫血状况，对婴幼儿运动发育也有显著影响，干预组儿童在12月龄时行走的几率比对照组高出2—3.4倍（Adu-Arwuah et al., 2007）。
国内研究表明，营养干预在短期内对儿童早期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表2）。一方面体现在儿童的平均身长和体重显著增加（Shi et al., 2010；蒋秋静等, 2016），以及发育迟缓率和贫血率的显著降低（祥等，2012；丁小婷等，2016；蒋秋静等，2016；韦萍等，2016）；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儿童认知、非认知能力的显著影响（Chen et al., 2010; Sheng et al., 2019）。云南省西畴县的研究为婴幼儿提供肉类和谷物干预，发现干预使婴幼儿的维生素水平显著提升；干预一年后，营养干预对儿童认知水平也存在显著影响，但是缺乏更长久的追踪评估研究（Sheng et al., 2019）。此外，也有研究得出了一些不同的结论。比如，的营养包干预项目发现，营养干预对儿童的认知和发育具有持续影响。智力得分和精细运动技能得分显著提高，贫血率降低，干预的持续影响在追踪3年后依然可见（Chen et al., 2010）。产生不同结果的可能原因包括，Chen 等人的项目干预对象起始年龄更小（从4月龄开始），以及使用的营养包中铁的含量不同。这项研究中使用的营养包含铁量为6毫克，而大多数以往的实验中使用的营养包含有12.5毫克铁（Andrew et al, 2016; De-Regil et al, 2013）。
本项目为了解我国低收入农村地区儿童发展的现状以及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有效方法提供了数据支持。项目团队向国家层面提交两份政策，分析我国低收入农村地区儿童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基于科学研究提出了政策，并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示。
2013年在3个市11县174个乡镇开展的问卷调研和营养包随机干预实验发现，单一的营养补充无法长期有效地促进儿童早期发展。虽然营养对健康至关重要，但儿童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仅靠营养补充无法全面提升儿童的认知和社会情感发展。数据分析显示，样本地区的99%的照养人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但在他们的实际养育行为上存在明显的改进空间：仅有13%的照养人每天给孩子讲故事，38%的照养人唱儿歌，39.2%的照养人与孩子玩游戏（Yue et al., 2019; 岳爱等, 2019）。这表明，照养人的爱意与实际有效互动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国际研究指出，积极的养育行为是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关键，如读绘本、唱儿歌和玩游戏都可以有效促进儿童早期发展（Black et al., 2017; Frosch et al., 2021; Jeong et al., 2021）。如果照养人采用性、响应性和非严厉的养育方式，则会对婴幼儿的认知、语言和社会情感发展产生积极影响（Clarke-Stewart et al., 2002; Qian et al., 2024）。对陕西和贵州的1710名6—36月龄婴幼儿的研究发现，消极的家庭养育行为会对儿童早期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Wang et al., 2019）。
因此，研究团队希望探索更有效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策略和径。国际文献显示，入户干预不仅可以直接向照养人传授科学的育儿知识和技能，还会通过实际操作和互动示范，提升照养人的养育信心和能力（Morris et al., 2017; Jeong et al., 2021）。成功案例表明，入户指导对儿童的认知和非认知发展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Attanasio et al., 2020; HOMVEE, 2020; 卜凡, 2021; Heckman et al., 2020）。与许多其他儿童早期项目相比，入户干预的成本相对较低，且在育婴员培训和基础设施支持方面要求最低（Heckman et al., 2020）。启动于大约30年前的牙买加“Reach Up and Learn”项目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在国际上有着广泛的影响（Grantham-McGregor & Smith, 2017）。
因此，在我国低收入农村地区实施入户干预项目，通过改善养育行为，探索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可行方案是一种基于研究的合理且必要的策略。后续的干预项目应在营养支持的基础上，注重养育行为的改善，探索度、多层次的干预模式，为儿童早期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
本项目使用随机干预实验的方法评估影响。首先从陕西南部四个县中选择乡镇，除县城所在乡镇外，每个县的所有乡镇都包括在内。在每个乡镇内，随机抽取两个村作为样本村，确保所选样本均是农村样本，并增加样本村以确保在目标年龄范围内有足够数量的儿童。最终样本共有131个村。样本村所有18—30月龄之间的儿童均被纳入研究。基线名儿童的数据。
收集基线个村被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其余66个村为对照组。干预组每个村随机抽取最多4个家庭，共212名儿童接受干预，其余380名未接受干预。随机选择保障两组儿童预期特征相同，无显著统计差异。
项目团队与国家卫健委合作，在每个乡镇中选择原计生干部负责将项目开发的《养育未来：婴幼儿早期发展活动指南》（见图2）带到农户家里，与婴幼儿及其照养人，每周开展一次一对一的入户亲子指导活动，项目从2014年11月开始，持续开展６个月。
乡镇计划生育办公室选派计生干部作为“养育师”，为乡镇内样本村的儿童及家庭提供服务。70名计生干部和县带队人员接受了为期7天的综合培训，包括婴幼儿发展规律、项目逻辑、与农村照养人沟通的技巧等内容（见图3）。培训结束后，他们在非试点县区进行了实践操作。
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样本省卫健委和样本市卫健委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活动流程和工作办法。所有养育师每周抽出一天时间到212个婴幼儿家庭开展婴幼儿亲子活动入户指导干预，平均每个养育师负责3—4名婴幼儿。指导期间，养育师会回顾上周活动，再并示范本周新活动，让照养人和宝宝一起做本周的两个亲子活动，并根据情况提出相关。随后，养育师会婴幼儿营养、健康、卫生和安全等知识，并留下对应的玩具和绘本书，收回上周物品，赶赴下一个家庭。
项目实施期间，15名硕士研究生协助养育师完成工作，每名研究生具体负责4名养育师的对接和沟通。他们在养育师入户的前一天与其进行最少半小时沟通，沟通中使用专门开发的《入户准备表格》，以确保养育师熟悉儿童信息和活动内容；入户后，使用《养育师入户反馈表格》与养育师进行反馈沟通，了解活动的开展情况以及儿童和照养人的反应。
评估结果表明，入户干预显著改善了照养人的养育行为，增加了阅读、唱歌和用玩具玩耍的频率。每周一次的入户干预在6个月内对18—30月龄婴幼儿的认知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受干预婴幼儿认知得分提高了0.27个标准差（Sylvia et al., 2020）。这与其他研究的结果一致（表3）。比如，在安徽的研究中，干预组90%以上的母亲开始有目的地与孩子玩游戏，婴幼儿在认知、语言和社会领域的发育得分明显更高（Walker et al., 1991; Grantham-McGregor et al., 1997; Jin et al., 2007; Gertler et al., 2014）。不同研究的干预持续时间和频率有所差异，但是总体上增加亲子互动的频率和质量，均提高了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比如在云南的一项随机干预实验中，尽管研究者将干预频率降低到两周一次，仍发现了显著的认知发展提升（Jin et al., 2007; 国际救助儿童会, 2021）。在华池县，为期两年的每周一次的营养与家访相结合的综合干预，使6—36月婴幼儿早期发育筛查正常率提高50%以上，干预组儿童未来上大学机率提高38%。在贵州省七星关区的研究发现，干预组儿童家访一年后筛查 “正常” 的概率比对照组高18.4%（卜凡，2021）。
入户干预项目被《》、、、《环球时报》、《科学》等报道100余次。国家卫健委和多名国际学者先后探访养育未来项目。项目团队向国家层面提交了一份政策，阐述了低收入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干预效果，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同时，项目团队总结了执行步骤，形成了养育师入户手册，供不同机构和组织参考。
虽然入户养育干预对儿童早期发展效果显著，但其成本较高。比如“养育未来”项目在秦巴山区的入户项目，频率为每周一次，平均每月成本300—400元/家庭（等，2019）。因此，需要探索成本更低、更具推广性和覆盖面更广的干预方案。
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内外研究人员开展了一系列基于中心的儿童早期发展干预。例如，美国的“北卡罗莱纳州初学者项目”和“亲子中心项目”，都显著提升了弱势家庭儿童的阅读和数学认知能力（Campbell & Ramey, 1994; Reynolds, 1997）。这些项目的短期和长期有效性通过科学评估得到了高等级支持（Burger, 2010; Heckman & Kautz, 2013; Conti et al., 2015）。在中国，也有一些基于中心的儿童早期干预项目，比如山西省襄垣县的“农村早期儿童发展社区服务项目”，深圳市宝安区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全国妇女联合会在湖南等地开展的“0—3岁儿童早期发展社区家庭支持项目”等，这些项目在促进儿童早期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席卫平等，2002；冯承芸等，2013；徐梓婧等，2021）（表4）。然而，国内的这些项目都缺乏严格的对照组设计，其评估结果并不能作为中心干预有效性的有力，无法更好助力项目的推广和可持续发展。
为了弥补已有项目的不足，提供高等级，研究团队自2015年起在秦巴山区和东部沿海地区使用随机干预实验方法，开展了三个基于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的项目，并进行了科学有效性评估。
2015年，项目团队和国家卫健委、陕西省卫健委等合作，走访了陕西南部三个市的所有县的所有乡镇，找到100个可以免费提供60—80平方米活动中心场地的村，并将50个村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另外50个村作为对照组。所有6—24月龄的婴幼儿纳入样本，最终834名儿童在干预组，792名儿童在对照组。2015年11月，项目开始基线调研，干预一年后进行中期评估，干预两年后进行末线. 干预方式和干预内容
本研究使用与养育师入户项目相同的《养育未来：婴幼儿早期发展活动指南》，每周开展一对一亲子游戏活动。干预组在村级层面建立“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以下简称“养育中心”），将其简装为儿童友好的，配备适合0—3岁儿童的玩具和书籍。由当地卫健委指定两名工作人员每周到养育中心给样本儿童进行一对一亲子游戏活动，项目团队雇佣一位妈妈作为管理人员，负责中心的卫生和玩具整理等工作。
首先，婴幼儿养育专家对养育师和管理员进行集中培训。每周三，养育师在养育中心为婴幼儿及其照养人提供儿童养育知识、儿童安全和、卫生与健康知识等指导，并使用《养育未来：婴幼儿早期发展活动指南》组织亲子游戏活动（见图4）。同时，中心邀请阅读专家对管理员进行亲子阅读培训，每周开展一次集体阅读活动和游戏活动。
中心每周6天，每天6个小时。每周有一对一亲子游戏、阅读和集体活动。干预组家庭可在时间带孩子来中心，免费使用所有玩具和绘本书。为确保家长熟悉中心规则并积极参与活动，干预前召开家长会，介绍中心使用规范、活动安排及儿童早期发展重要性，鼓励带宝宝来中心玩，提高项目依从率。期间，项目团队每天记录干预组家庭到访情况，通过签到监测儿童参与频率，评估干预效果。
干预两年后，项目通过改善照养人的养育行为（如亲子阅读、唱儿歌、玩耍），显著提升了儿童的认知和语言能力。项目效果与入户项目结果一致（Sylvia et al., 2020），也与国内外中心项目一致（Campbell & Ramey, 1994; Reynolds, 1997; 席卫平等, 2002；冯承芸等, 2013；徐梓婧等，2021），但我国仅“0—3岁儿童早期发展社区家庭支持项目”观测到对照养人养育行为的改善（徐梓婧等，2021）。
提供普惠服务是低收入农村家庭接受科学育儿指导的重要途径。2018年，研究团队联合和公益机构实施“儿童早期发展整县覆盖项目试点”，旨在探索低收入农村地区有效的早期发展服务创新方案，并探索主导的全面覆盖干预模式。这对地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高儿童早期发展和探索普惠服务模式具有重要意义。项目采取属地管理模式，由地方主导实施，建立管理和督导体系，确保项目高效运行（史耀疆等, 2020; Bai et al., 2021）。宁陕县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和县长分别任组长和执行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各镇长为。
2018年7月，“宁陕养育未来整县覆盖”项目正式启动，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2018年7月—2019年3月），随机分配宁陕县全部6—36月龄儿童到对照组或干预组，仅干预组接受干预。人口较密集地区采用养育中心干预模式，人口分散地区采取入户和小组活动结合的模式。第二阶段（2019年4月—8月）覆盖全县6—36月龄儿童及其照养人，亲子课程、集体活动和时间与百村项目一致。
第一阶段评估显示，9个月干预显著提升干预组儿童认知、沟通和精细运动能力（Bai et al., 2021），但对语言和社会情感能力无显著影响，相较百村项目，效果较小。结果表明，主导的干预效果可能较弱（Mo et al., 2020）。成本测算显示，中心干预和入户干预的平均成本分别是每年2882元/家庭和4605元/家庭，中心干预显著降低成本（史耀疆等， 2020）。
为了验证中心模式的科学性与可推广性，项目团队在五莲县开展了基于养育中心的儿童早期发展干预项目。2019年，在五莲县非城关镇选取10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两个可以建立中心的村，随机将其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纳入6—24月龄婴幼儿及其家庭。最终，170名儿童及其照养人作为对照组，162名儿童及其照养人作为干预组，在村内建立中心进行干预。
干预组在村内的幼儿园建立养育中心，由幼儿园提供房屋。项目团队每周使用《养育未来：婴幼儿早期发展活动指南》进行1次一对一亲子游戏活动、集体游戏和故事会。养育中心每周5天，每天6小时。干预组家庭可以在中心时间活动，免费使用中心玩具和绘本书。
评估结果显示，一年干预使儿童认知得分提高0.205个标准差，语言得分提高0.239个标准差，运动得分提高0.242个标准差，社会情感得分提高0.183个标准差，总体发展得分提高0.204个标准差，照养人的养育行为也有所改善（岳爱等，2023），证明了中心模式在我国其他地区的有效性。
截止2024年5月，陈江和公益基金会资助建立了125个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共投入6000余万元，累计服务农村地区31848名照养人和7962名儿童，免费提供22万余节课程。
自2018年起，陈江和公益基金会联合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开发了一套专业科学、适合本土使用、兼顾理论与实操、符合中等受教育程度及以上人群的儿童早期发展人才培养系列教材。
人才培养覆盖6省市，培训了284名农村养育师，累计培训16320课时和督导3360课时，影响了56名管理干事。培训后，相关人才具备扎实的儿童早期发展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成为基层力量。部分养育师连续两年获得当地妇联颁发的“三八红旗手”和“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
投资儿童早期发展被广泛视为消除极端贫困、促进共同繁荣、实现经济多元化和持续增长所需人力资本的最有效举措之一。根据世界银行2024年的报告，儿童早期经历对大脑发育产生深远影响，涉及学习、健康、行为等多个维度，并最终影响个体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儿童的成长不仅关乎个人命运，更与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息息相关。因此，重视儿童早期发展是推动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儿童早期这一人力资本发展的关键阶段，科学有效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而高等级则是确保这些干预措施有效性的基石。首先，严谨的研究项目设计和方法（如随机干预实验方法）能够有效消除选择性偏误，确保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这不仅为儿童早期发展提供扎实的数据基础，也为深入研究人力资本培育奠定的基础。其次，基于高等级的研究结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帮助他们评估干预措施的潜在影响，深入剖析政策产生效果的作用机制。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与反馈体系，确保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针对性，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还能提高政策的整体效果和社会成本效益，确保有限资源的高效利用，最大程度满足儿童发展的需求，推动社会的可持续进步。
在全球化的学术中，中国若能在高等级研究方面取得进展，不仅能提升国内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质量，还能在国际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跨国合作与经验分享，将助力实现最佳的社会和健康效益，为未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的基础和支持。通过与国际研究机构的合作，能够吸收先进的研究方法与经验，推动我国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创新与突破。同时，也应鼓励各方参与，包括、非组织、家庭与社区，共同为儿童创造良好的成长。
综上所述，投资儿童早期发展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必须具备长远的视野和坚定的。通过建立科学的研究基础和高效的政策体系，中国不仅能提升儿童发展的整体水平，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人才储备，更能为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中国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进展可分为两个辉煌阶段。20世纪初，以蔡元培、陶行知等学者为代表的教育，借鉴先进，逐步奠定了科学的教育理论基础，将教育思想融会贯通，推动了科学教育理论在中国的扎根。这一时期，教育形式的多元化和科学化为中国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探索打下了基础。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后，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吸收借鉴国际社会经验，着力探索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高等级。通过随机干预实验与准实验评估，逐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为儿童早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的基础。中国的探索，既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教育领域的深厚智慧，也彰显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担当。
尽管如此，面对人力资本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振兴的战略需求，我们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高等级的研究仍显不足，许多研究依赖观察性和小规模样本，缺乏严格的随机干预实验与系统性评估，导致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和可靠性受到制约。为应对这一挑战，必须加大对高质量研究的资金支持与资源投入，激励更多学者参与高等级的研究。其次，区域间政策执行与效果评估的差异显著，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策落实不到位、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尤为突出，严重影响了政策的整体效果。因此，必须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支持与指导，确保每项政策真正惠及每一个儿童，实现公平与。最后，我们与国际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水平有待继续提高，这了自身在全球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影响力。我们应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共同推动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进步。借鉴他国成功经验与研究，中国可以更有效地规划与实施儿童早期发展政策，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目标。
中国儿童早期发展领域正迎来历史性的机遇与挑战。经过十年的探索与实践，从婴幼儿营养健康干预，到养育师入户开展亲子互动家访，再到村级/城镇社区建立的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最终形成家访与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相结合的灵活干预模式。中国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已为未来早期人力资本投入政策提供了的基础。展望未来，我们需要在深度与广度上不断突破，通过前瞻性研究推动儿童早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为每一个儿童的幸福成长奠定基础。
第一，加强高等级的研究，提升研究方法和设计水平。高等级的积累至关重要，需加强随机干预实验的设计与实施，以支持科学的政策制定和实践推动。首先，创新研究方法的应用。未来的研究应引入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些工具不仅能够提升科研的科学性与严谨性，还能提供更为丰富的数据分析视角。通过建立数据驱动的研究框架，更精准地把握儿童发展的动态特征，进而制定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其次，强化跨学科合作。跨学科的研究合作是推动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不断深入的关键。未来应进一步整合心理学、教育学、神经科学等多学科的智慧，全面探讨儿童早期发展的复杂机制与影响因素。通过度的研究视角，更深入地理解儿童成长的生理、心理和社会，为制定综合性干预措施提供理论支持。
第二，探索不同儿童早期发展服务模式的递送方式和成本效益。儿童早期发展的服务模式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差异带来的挑战，尤其是在不同地区的实施策略上，需要进行深入的探索与创新。首先，探索多样化的服务递送模式。在不同地理特征的地区，服务递送模式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显得尤为重要。儿童早期发展服务的推广需要地方和社会力量协同合作，充分整合资源，探索出适合当地特点的可持续干预模式，并以此为基础，为不同生态中的儿童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其次，科学评估成本效益。考虑到公共资源的有限性，研究不同服务模式的成本效益尤为重要。应通过科学的评估方法，在服务效果的前提下，探索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有效策略。这不仅有助于保障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也能为国家将儿童早期发展纳入公共卫生服务和全年龄段教育服务，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第三，加快健全儿童照护人才培养体系。儿童照护人才的培养是保障儿童早期发展质量和持续性的根本。随着全球对儿童一体化服务的重视，中国对高质量儿童照护行业的专业人才需求日益增长，据测算，我国未来需要培养500—600万从事儿童早期发展的专业人员。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健全的职业资格认证标准，建构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为确保培训的系统性与规范性，相关人员的培训应纳入补贴的职业培训目录，为儿童早期发展提供的人力支持。此外，还可通过“学历教育+培训”的双轨制人才培养体系，来有效保障人才梯队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第四，建立基于全生命周期理论的长期追踪与评估研究系统。构建长期的儿童发展追踪系统，有助于深入理解不同因素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未来应深入研究人力资本各阶段的积累过程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完善儿童发展追踪与评估系统。这不仅能为国家提供全年龄阶段的人力资本研究数据库，还将提升中国在人力资本研究及政策制定领域的国际学术地位，从而进一步提升全球儿童发展与国家发展研究的新高度，为国家决策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借鉴。